《——·前言·——》
1949年5月，上海的局势急剧恶化，战火蔓延至吴淞口。国军节节败退，军队士气低落，战力大幅下降。正是在这危急时刻，51军的残部换了新军长，刘昌义接管了这一支几乎崩溃的部队。
刘昌义刚上任时，恰巧碰到蒋纬国。蒋纬国握住刘的手，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了一番话，但这一番话并没有打动刘昌义。反而让他回忆起了过去的背叛和失望。此时，他已经决定起义，只是当时他手里没有兵。
刘昌义手里没有兵，并非因为打了败仗，而是因为他出身并不显赫。刘昌义是河北任丘人，1922年参军，投身了冯玉祥的部队。当时冯玉祥只是一个师长，部队也是“杂牌军”，但却异常有战斗力。冯的部队打得激烈，牺牲也多，但升职也快。
展开剩余88%当时不到20岁的刘昌义被安排进了总司令部担任联络员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升职为师长。这并不是因为有背景，而是因为他有勇气冲锋陷阵，能带领士兵，敢于动员。
然而，这样的军队往往容易快速崛起，也容易迅速崩溃。西北军反蒋失败后，冯玉祥败退，部队解散，刘昌义的战友们各自散开。有的投向了蒋介石，有的去了东北，还有些选择自己成立“绥靖区”。但刘昌义没有选边站队。
他不愿意去投靠蒋介石，也不想为张学良效力。他决心自己立足，自立门户，准备拉起一支队伍，召集旧部，准备再次出发。可无论他去晋城还是去邯郸，四处奔波，始终没能重新组建部队。
到了1937年，抗战爆发。刘昌义趁机组织了一支千人的队伍，在冀中一带进行游击战。听说张家口的战况十分紧急，他带队前去支援，但张家口最终还是未能守住，日军逼近。他带着部队撤退到河南，并在这里遇到了程潜。
程潜当时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，见识到了刘昌义部队的硬实力，决定将他收编为游击司令。到了1940年，河南温县被日军围困，刘昌义和他的部队陷入绝境，兵员不足两千，弹药断绝，援军无法抵达。
在此困境下，刘昌义使出一招诈降计。他主动向日军提出交枪并接受点验，趁机设下陷阱。当日军的检查团进入阵地时，他迅速关门放火，展开猛烈反击。经过一场恶战，刘昌义几乎歼灭了检查团的所有日军。
这次成功的突围震动了整个战区，蒋介石亲自批复，决定暂时编成第十五军，任命刘昌义为军长。然而，这个军的编号虽然响亮，但实际上是一个“杂牌军”。军队的编制较低，装备简陋，损失也很大。
1944年，日军发动了以中原为目标的“一号作战”，豫中一线告急。刘昌义被命令守卫许昌，带着不足一万人的暂编十五军迎击日军。1944年4月29日，日军集结了两个师团和一个旅团，对许昌展开猛攻。刘昌义带领新编二十九师进行抵抗，虽然奋力作战，但最终还是未能阻止许昌的沦陷。
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，二十九师几乎全灭，吕公良师长阵亡。刘昌义带领剩余部队继续顽强抵抗，但许昌最终还是陷落。战后，蒋介石并没有给予刘昌义奖励，反而决定裁撤暂编十五军，将其并入其他部队。刘昌义被调离一线，虽然名义上被提升，但实际上的权力却被削弱。
抗战胜利后，国军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内部调整。刘昌义被任命为第七绥靖区副司令，虽然名义光鲜，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实权。他最终选择留在上海，远离了政治中心。上海成了他长时间的栖息地，尽管他依旧拥有军衔，但没有人再提起他的战功。
他心里清楚，自己在国军体系内始终处于边缘地位。战时他被征召冲锋，战后却被冷落。曾经的部队，也早已各自四散，有的死在战场上，有的融入了新的部队。他没有打算投靠任何人，心里想着的是一个自己的归宿。
回想起那场许昌之战，他并不感到骄傲，而是愤怒。战斗到最后，他并没有得到信任，这让他对现有的制度彻底失望。他再也不愿意为这种制度拼命。
1948年，局势发生了变化，解放军接连取得胜利，长江以北的大片地区先后解放。国军逐步撤往南岸，上海成为最后的防线。刘昌义一直没有做出任何决定，他在等待。
到了1948年末，王葆真找到了刘昌义。民革方面需要一批有影响力的旧将，准备起义。刘昌义同意了，但提出了一个条件：必须有兵力支援。
刘昌义知道，如果没有兵力，起义就无法实现。没有番号，没有指挥权，他就只能是一个退役老兵，无法再指挥任何行动。
他没有急于行动，而是继续等待。他深知，只要上海不失，汤恩伯迟早会找他。
1949年4月，渡江战役爆发，解放军迅速突破长江防线，南京防线崩溃，中央军开始大规模南撤。汤恩伯被任命为江南战区指挥，他集结重兵驻守上海，试图进行最后的防守。
在这一背景下，刘昌义被重新提起。51军的军长王秉钺被俘，部队已经瓦解，急需有人接手整理残局。汤恩伯需要一个能顶上但又不属于自己派系的人。刘昌义便成了这个人选。
1949年4月，汤恩伯任命刘昌义为淞沪警备副司令，兼任第51军军长。此时的51军几乎已经成为一支空壳，兵力不足两千，装备残缺，士气低迷。
刘昌义接任后，并未推辞，因为他知道，这是他最后一次真正握住军权的机会。汤恩伯并不看重这个职位，因为他早已计划将主力部队撤离，由这些残兵来顶住解放军的攻势。
5月中旬，上海的战局愈加恶化。解放军的主力已经压上了吴淞口，炮火覆盖了宝山、月浦一线，国军防线岌岌可危。汤恩伯决定启动撤退方案，将主力部队转移到舟山、台湾。此时，刘昌义再次被推上了前线。
汤恩伯任命刘昌义为“北兵团司令”，指挥外围的各路残兵防守吴淞口。这个头衔看起来高大上，实际上却是临时职务，没有正式编制和系统支持，刘昌义手下只有些许散兵和地方守备队。
刘昌义深知这不过是暂时的“挡箭牌”，但他也明白，这可能是他等待多时的机会。他开始调整各部队，秘密联系解放军，打算实现起义。
5月23日，解放军主力攻占月浦，推进至吴淞口，战斗愈加激烈。刘昌义表面上按照汤恩伯的命令行动，实则已开始着手与解放军接洽。
5月25日，刘昌义终于下令集结部队，准备起义。他指挥部队没有激烈反抗，顺利进入了解放军的控制区，完成了起义任务。这次起义没有流血，整个过程迅速高效，避免了城市巷战的爆发。
起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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